1921年6月3日，上海濡湿闷热。租界的洋人们正沉浸在因为异域财富而产生的快感与苦恼中。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年近40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正踏步走下十六铺码头的台阶。他就是与中国早期革命结下不解之缘的荷兰革命者马林。
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出生于鹿特丹，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工党。1913年，他前往荷兰殖民地爪哇进行革命活动，建立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20年，他以“马林”之名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列宁对他印象深刻，亲自委派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到中国协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此时，满身疲惫的马林没有心思欣赏这个繁华的远东城市，他急切地想要见到李达、李汉俊这两个中国人。他化名安德莱森，公开身份是《东方经济学家》记者，与此后到达上海的尼克尔斯基每天出去了解情况，晚上在马林的住所碰头。他们了解到中国已经先后建立了多个共产主义小组，形势十分乐观，建议尽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中国共产党。
李达、李汉俊在同陈独秀、李大钊商议后，决定于7月间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随后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要求每省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开会。考虑到各省到上海路途遥远，马林还从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位代表寄出100元路费。为什么定在7月开会呢？是因为国内许多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都在学习和工作，有的当时还是学生，如王尽美、邓恩铭等。留法、留日的成员平时回国也不方便。就这样，马林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然而，他们的行动很快就被密探们盯上了。
6月底至7月中旬，一群风尘仆仆的年轻人陆续秘密赶到开会地点，他们不顾舟车劳顿，操着不同的地方口音谈论着路上的见闻。最年长的前清秀才何叔衡已经45岁了，他和28岁的毛泽东一道，悄悄从长沙来到上海。为了保密，他俩甚至没有告诉前来送别的好友谢觉哉此行的目的。巴黎回信，路途遥远不方便与会；陈独秀正在力争一笔教育拨款，不便来沪，派包惠僧代表他与会；李大钊也因学校事务繁忙分身无术。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和胞兄李书城的家中召开，当时这里人称“李公馆”。这天下午，李公馆内秘密聚集了12名代表和受陈独秀派遣出席大会的包惠僧，以及两名外国人马林、尼克尔斯基。或许有的参会代表还不知道，端坐正中的那个外国人马林就是这次会议的幕后倡导者。
会上，马林热情致辞：“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添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十几年后，毛泽东还记忆犹新，说马林“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回忆：“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他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他的词锋下开了眼界。”
在随后的几次会议讨论中，代表们对中共与共产国际应该保持什么关系意见不一。出于安全考虑，马林没有参加这几次会议。但当听说中共党纲中“要联合第三国际”的内容时，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坚决要求参加30日晚的会议。
然而，就在这次会议开始后不久，发生了一件十分惊险的事。正当马林准备发言时，一个中年男子闯了进来，朝屋子里环视了一周。李汉俊平静地问道：“你找谁？”那人说要找社联的王主席，但眼神一直在打量着屋里的两个外国人——马林和尼克尔斯基，随后打了个哈哈转身出去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拍了一下桌子，决定会议立即停止，李汉俊则指引大家迅速从前门撤离。平时，前门是不开的。李汉俊在大家走后赶紧收拾了一下会场，忐忑不安地和陈公博坐在书房里。谁料到，大家在匆忙撤离时都忘了桌子抽屉里还有一张小纸条。
十几分钟后，路上突然响起尖厉的警笛声。十几名全副武装的法国警察带着密探闯了进来，大声喝道：“人呢？”
此时，李汉俊显得异常镇静，“谁啊？你们这么多人要干什么？”
“刚刚那些人呢？”
“啊，我的一些朋友，他们走了。”
“你们开什么会了？”
“我们没开会呀，只是聊聊出版丛书的一些事。”
“给我搜！”那些人开始翻箱倒柜，一片杂乱中，那张写满字的纸条被扔在地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那两个外国人是干什么的？你家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社会主义书籍？”领头的盘问道。“他们是英国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来上海交流学术。我是编辑兼商务印书馆翻译，这里又是书社，当然什么书都有了。”李汉俊答道。
其实，巡捕房哪里知道这里在召开中共“一大”。问题出在马林身上，他是荷兰人，曾因在荷属爪哇从事革命运动被当局驱逐。此后，马林的行动一直受到荷兰当局的监视。他一到上海，就引起了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注意，并通知各国领馆和租界开始对他进行严密监视。祸是马林引来的，又是马林的机警果断挽救了代表们。李达后来回忆说：“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
法国巡捕查了半天也没发现什么。说来也奇怪，什么都搜查了，唯独没有看那张小纸条。殊不知这张纸条藏有大玄机，上面其实写着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
后面的故事耳熟能详。代表们在李达夫人王会悟提议下，转至嘉兴南湖继续开会。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担心作为外国人目标太显眼，没有继续参加会议。李汉俊和陈公博因受到注意也没有去嘉兴。就这样，在夜游消夏的南湖游船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921年的中国并不平静，仅史料记载的地震就有10次，水灾、旱灾、火灾、鼠疫此起彼伏，国内军阀混战，匪盗和兵乱层出不穷。若不是那个“包打听”，这次秘密的中共“一大”也不会引起当局的关注。就这样，一颗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
从中共“一大”到1924年被共产国际召回，马林根据他在爪哇的革命斗争经验以及在中国的实地考察情况，提出了国共联合的主张，并为制定国共合作政策、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期间，马林为营救被捕的陈独秀而四处奔走，甚至用共产国际给他的几千元活动经费疏通关系。开滦煤矿同盟罢工时，他深入矿区井下同工人谈话进行动员。疾恶如仇的他，遇到外国巡捕刁难中国苦力，甚至出手相救……
不过，马林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独立性及警惕国民党右派反共，未能很好地认识，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也不熟悉，在与中共沟通过程中有些意见颇有强加于人的味道。他返回莫斯科后，与共产国际东方部产生观点分歧，便辞职回国，担任荷兰共产党的领导。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马林曾深有感触地对熟悉的中国同志说：“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
荷兰在二战中沦陷后，马林又奋不顾身地投入地下斗争，秘密编辑发行《斯巴达克》报，号召人民反抗德军占领。1942年，马林不幸被逮捕。行刑前，他与七名战友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作者：张以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