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党面临许多新的情况。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1925年1月，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多的经验，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
■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党决定召开四大■
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使得大批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也实现了改组，由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改变为各个革命阶级的联盟。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全国各地积极创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此前，国民党名义上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但其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少数地区和海外存在，工作也仅在上层，缺乏下层群众基础。虽然也有进步分子想改变这种局面，但他们对下层群众不熟悉，而这方面恰恰是共产党人的长处。共产党人在军阀统治的地区，进行艰苦的宣传组织工作，建立国民党组织。
这一时期，许多国民党省、市党部的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如北京执行部的李大钊，湖北省党部的董必武，湖南省党部的何叔衡、夏曦等。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它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
图为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议决案及宣言
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决定着手建立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苏联的帮助下，他决定创办一所培养革命军官的学校，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并聘请苏联将领加伦等为顾问。军校于1924年2月开始招生，同年5月正式成立。因为校址设在广州附近的黄埔长洲岛上，故称“黄埔军校”。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全力支持，不但派遣周恩来等一批优秀党员到军校任职，而且还从全国各地选送了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黄埔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五六十人，占这一届学生的十分之一，其中有徐向前、陈赓、蒋先云、左权、许继慎等，他们后来都成为了人民军队的重要将领。
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潮由南向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全国传播。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上海、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地也相继组织了国民会议，各地民众团体纷纷通电拥护，形成了广泛的国民会议运动。
中共三大之后，一度沉寂的工人运动也得以复苏和发展。1924年7月，在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广州沙面租界，数千名中国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英法租界当局限制中国工人自由进入沙面租界，连华人警察也参与了罢岗。斗争坚持了一个月，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成为新一轮工人运动的起点。农民运动也有了很大发展。早在1922年，彭湃就在他的家乡海丰组织农会，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这时，广东各县的农民纷纷建立农民协会，开展反对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的斗争。经共产党人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于1924年7月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员彭湃、阮啸仙、毛泽东主持，为农民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就这样，国共合作实现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新气象。
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国民党右派分子开始了他们的反共分裂活动，反对和破坏刚刚形成的国共合作局面。
国民党一大召开前的1923年11月，邓泽如等11人秘密上书孙中山，污蔑鲍罗廷和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使我党隐为彼共产所指挥，成则共党享其福，败则吾党受其祸”。只是由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决心已定，坚决驳斥了邓泽如等人的谬论，才使改组工作没有停顿下来。
国民党右派并没有就此罢休。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三人，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借口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设有党团，主张国民党内“绝对不宜党中有党”，也就是要同共产党人分手。针对国民党右派的言行，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相继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言行。
8月15日至23日，国民党第一届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广州举行。会上，张继等人再提“弹劾”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的陈词滥调，遭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有力驳斥。会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明确指出：“党内当不致因有共产派而发生问题。盖中国共产党在本党之外，其党员之加入本党者，本党以本党党员待遇之，未尝有所歧视。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戾，无待于辩。所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
由于孙中山在国民党内享有崇高威望，而他又坚决主张国共合作，这次会议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言行不得不有所收敛。为了应对复杂的形势，解决革命中面临的许多新问题，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决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由于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大会开得非常平静■
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致函所属组织，因“第四次全国大会开会为期不远”，要求各区、各地委员会、各独立组对于中共三大以来的各种政策，工农、青年、国民党各种实际运动，以及党内教育、组织上的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在小组会议上提出讨论，将结果报告中央。个人有特别意见者，也要求写成意见书，由党的委员会或组长汇寄中央局。
同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召开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其中说道，党的四大定于11月开会，应出代表之地方及俄、法两特别组应召集同志开大会，推选代表于11月14日前到沪，开会地点在上海。会议拟从11月15日开始，会议人数由广州、上海、南京、济南、北京、唐山、天津、武汉、长沙、安源、苏俄特别组、法国特别组、少年中国学会、特别邀请各出一人共14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参会。
当时拟定的会议日程有：一、世界政治经济报告；二、中国政治经济报告；三、中共中央局的报告；四、对中央局报告的讨论；五、共产党与民族运动；六、中国劳动运动与民族运动；七、党的发展计划；八、党的章程修改案；九、党的组织与教育；十、选举。
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到12月才能到达，中共中央决定将大会改在12月20日后进行。
12月初，中共中央指定专人组成大会文件起草委员会，成员有陈独秀、彭述之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起草委员会上，各委员对民族革命性质问题、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青年运动问题等，都有不同意见。其中，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是党的领导人特别注意和集中讨论的问题。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召开。大会会址是在上海东宝兴路的“广吉里”。这里属于华界，又靠近租界，华界和租界的警探都不甚注意。这是一栋石库门里弄的小楼，楼下是客堂，二楼的房间布置成教室，有课桌、黑板。大会就在“教室”里举行。楼梯口装有拉铃，如有警探进来，就以此通知楼上，以便代表们收起文件而拿起英语课本，借口私人办的英语学校为掩护。三楼的房间作为外地代表的临时宿舍。
瞿秋白
四大代表现在可以确认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周恩来、陈潭秋、朱锦棠、彭述之、李立三、李启汉、李维汉、罗章龙、高君宇、王荷波、项英、杨殷、何今亮（即汪寿华），旁听或列席的有张申府、刘清扬、沈玄庐、黄平等。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大会之前，他因劳累患病，经中共中央同意，回到湖南疗养。
大会由陈独秀主持，秘书长是彭述之，记录为郑超麟、张伯简。
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代表们同意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中国政局的分析，对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本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使本党日渐与政治生活接近而有可以领导中国国民运动之趋势”，基本表示满意，同时对中央组织工作上的失误及执行中央决议的迟延，提出了批评与建议。
共产国际原驻中国代表马林已于1924年8月调离中国，参加四大的共产国际代表是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并作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告，大会还通过了这个报告的议决案。
中共四大召开的时候，俄共（布）内部已经发生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间的争论。这场争论既有两人在世界革命等许多理论问题上的分歧，也有权力斗争的因素。此时，斗争的结果已初见端倪，斯大林巩固了在苏联党和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托洛茨基成了少数派。维经斯基在大会上提出，会议应作出一个反对托洛茨基的议决案。其他的议决案，都是事先起草好，油印发给代表的，唯有这份议决案是临时提出的。参加会议的代表虽然知道俄共（布）党内发生了争论，但多数人对争论的内容不甚了解。会上有人将议决案朗读了一遍，议决案很简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看着欧美反动潮流，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非常危险，认为托洛茨基最近言论上的态度，反对俄国共产党之布尔塞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及第三国际的领袖，实际上可以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仇敌所利用。”“中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领袖所解释之托洛茨基主义亦为投机主义之一派，完全同意；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完全承受列宁主义，以后不再继续其1917年以前与布尔塞维克主义相异之理论的宣传，对于列宁主义为修正之尝试。”“中国共产党大会恭贺共产国际及列宁派之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议决案宣读后，隔了好久没有人说话，最后彭述之站起来说了一番话，会议才一致通过了这个议决案。
会上，出席1924年六七月间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彭述之，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情况的报告和议决精神的报告。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何今亮在大会上讲了话。周恩来主要讲广东的军事情况，各区、各地方委员会的代表向大会报告了本地区的工作情况。
在会议进行时，旁听的张申府几次起立发言，谈及国共合作问题，反对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因为这个问题已在三大上解决，因此没有讨论的必要。不过，瞿秋白还是从座位上站起来回答了张申府。瞿秋白除讲述国共必须合作的一般理论外，还举例说：“譬如我们要刻一个图章，内有共产党或其他事项，在上海就不能拿到刻字店去刻，在广州就不成问题。由此可见这个政策有利于我们。”
大会集中讨论了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组织工作、群众工作上如何准备等问题。会议对这些问题没有争论，顺利地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等文件。
这是一次相对平静的会议。担任记录的郑超麟回忆说：“国际代表伍庭康（维经斯基）来了一次，瞿秋白翻译他的演说。政治议决案及其他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后，由秋白译成中文的。在理论问题上和政治问题上，大会简单接受国际的训令，中央委员会没有不同意见。各地代表也没有不同意见。开会经过如此平静，好像举行一种典礼，一种仪式，以至我这个记录员，记录了全大会十分之八九的发言，也没有保留深刻的印象。”
虽然党代会是非常严肃的会议，但这次会议的气氛是相对轻松的。张太雷就不断地同其他代表开玩笑，并给不少外地代表取了绰号。在这次大会上，湖南代表李维汉引人注目。会议虽然没有大的争论，但小的事务性的争论还是有的。每遇争论时，李维汉先不说话，到最后才斩钉截铁地说几句。他的话有决定问题的意义。张太雷就称他为“实力派”，可李维汉却很厌恶这个绰号。李维汉说：“我们天天喊无产阶级化，像瞿秋白这样的怎么能够‘无产阶级化’呢？”因为瞿秋白穿着很笔挺的西装。
大会最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关于中央委员会组成的决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选举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为候补委员。接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5人组成中央局，并确定了中央领导机构的具体分工：
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陈独秀；中央宣传部主任：彭述之；中央农工部主任：张国焘。同时，决定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并负责编辑《向导》，向警予负责妇女部，罗章龙、王荷波任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张太雷任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分别被派到各地的有：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李维汉驻长沙，项英驻汉口，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
中共四大纪念馆
■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强调要警惕“左”、右两种倾向■
1923年中共三大，进一步明确了现阶段党的中心工作是联合各革命阶级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制定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但在中共三大上，有不少人认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能站在资产阶级的从属地位。可见，在党的四大以前，党对于怎样去实现民主革命纲领，如何去贯彻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并没有给予理论上的正确回答。
促使中共四大明确提出领导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了比较正确的指示。1923年5月，也就是中共三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在《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强调指出，“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巩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此外，共产国际还要求中国共产党注意农民问题，认为这是“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
那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还没有电讯联系，中苏相隔遥远，发出这份指示离三大召开只有20天的时间，所以大会召开时未能收到这份指示，故三大会议上没有明确提出领导权问题。1924年上半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一起开会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时，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国民革命应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不久，旅莫支部负责人彭述之等一批留苏学生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维经斯基又参加了四大文件的起草工作，使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四大会议上得到充分贯彻。
对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四大通过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指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如此无产阶级在参加民族运动中，方不致失其特性——阶级性与世界性。”“不但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并抵抗新的反动势力，进行自己阶级的革命。”
四大对中国社会各主要阶级的政治态度作了分析，认为买办资产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和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还没有利害的冲突，且有联合压迫农工平民民族运动之倾向，他们（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都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小商人和手工业主，尤其是生活不安的知识阶级，都希望有一个民族民主的革命；游民无产阶级多出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果能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占中国全部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那么，如何才能取得领导权，议决案中强调：“若要民族革命运动得到较彻底的胜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同时这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四大还专门讨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虽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长期的侵略而崩溃□后，然而农民阶级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分，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四大还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多的经验教训，强调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左”的倾向表现为反对加入国民党，甚至反对参加国民革命，以为这是和资产阶级妥协。但右倾的错误比“左”倾的错误更危险，而且更普遍：一是以为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共产党的工作；二是共产党既然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做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调协的政策，不便鼓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三是以为“应该帮助整个的国民党，不必助长左右派之分裂”。大会强调对于党内出现的“右倾的危险，我们的同志应该时刻警戒在心”。共产党应该做到：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国民党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自然，这次大会也有不足。例如，大会对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分析，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阶级，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没有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作出正确的认识。这次大会虽然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但对领导权如何去取得，又如何同国民党右派即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等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政权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也没有引起大会的足够注意。这些缺点在随后的革命过程中逐渐表现出来，并产生了严重后果。
党的四大之后，以五卅运动为起点，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到来了。广大共产党人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领导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与国民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并迎来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