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字福骈，曾用名聂云臻。1899年12月29日生于四川江津吴滩镇。聂家祖上比较富有，传至其父聂仕先时家境败落，被迫出卖田产，租种地主的土地，后又靠开一爿小染坊谋生。聂荣臻8岁私塾，14岁上小学。1917年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学习成绩优秀，尤其擅长作文。“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当地学生的爱国斗争和抵制日货运动。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积极参加留法学生爱国运动。1922年6月考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8月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春经赵世炎和刘伯坚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训练部副主任，在周恩来领导下以团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赤光》）为思想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4年10月到苏联，在莫斯科先后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任中国班中共支部书记。
1925年9月回国，被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委员会特派员，在北伐军中从事联络工作。10月攻占武昌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1927年5月任职于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干部分配工作。7月大革命失败后，被周恩来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至九江筹划南昌起义。8月1日，他成功地组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第25师两个多团起义，从马回岭开赴南昌，任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10月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后，同周恩来、叶挺等转赴香港。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在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中弹牺牲、起义军面临失败的危急关头，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使革命力量免遭更大损失。1928年1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1月调天津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5月又调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1931年1月任新组建的中央军委参谋长，同年底前往中央苏区。1932年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3月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赣东北地区发展的意见，与军团长林彪率部参加了龙岩、漳州、乐安宜黄、建黎泰等战役战斗和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督率所部严守红军纪律，并在战斗紧要关头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与林彪率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在抢渡湘江时，顽强抗击优势敌人的轮番进攻，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成功过江。1935年1月指挥红1师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在遵义会议上，他发言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拥护毛泽东的主张。5月兼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同司令员刘伯承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强渡大渡河，并协同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夺占泸定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9月与林彪等指挥红4团经过激烈战斗，攻占天险腊子口。同月，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任第1纵队政治委员。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重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和西征战役。1936年11月，同代军团长左权指挥红1军团参加山城堡战役，战役中果断决策，对统一参战部队思想、最终取得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2月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与师长林彪率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1937年9月参与指挥平型关战役，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板垣师团）第21旅1000余人，击毁和缴获大批武器、辎重和车辆，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主动出击作战的首次大捷，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同年10月奉命率115师主力一部及地方工作团党政干部3000余人留守五台山地区，开辟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在晋察冀边区一面放手发动群众，搞好根据地建设，一面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11月下旬起，指挥部队粉碎日军2万余人发动的八路围攻，尔后主动出击，对平汉、平绥、正汉铁路进行三次破袭战，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同时，派出部队逐步开辟了冀中、冀东、平西、平北等根据地，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为一个巩固的整体。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在致聂荣臻等的慰问电中，赞扬晋察冀边区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11月向中共中央提交反映晋察冀边区的斗争情况的详尽报告，后经补充修改，由毛泽东亲自作序并题写《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书名，于1939年5月在延安、重庆两地出版发行。该书总结了创建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经验，宣传了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业绩，对国内外了解中国敌后战场的情况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9年10月下旬领导晋察冀军民进行冬季反“扫荡”作战。11月先后指挥雁宿崖和黄土岭战斗，歼日军1500余人，击毙被誉为“名将之花”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旅长阿部规秀中将。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击毙日军中将级军官，令侵华日军和日本国内深为震惊，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发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哀叹。1940年8月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先后组织和指挥39个团参战，取得毙伤、俘虏日伪军1万余人的佳绩，并破坏和瘫痪了华北的主要铁路、公路及煤矿，沉重打击了日军推行的“囚笼政策”。1941年秋季反“扫荡”开始后，指挥主力部队相继转至外线作战，同时率领边区领导机关近万人，在只有一个团兵力的掩护下，巧妙跳出敌人的合围圈。1942年，根据敌强我弱、根据地遭到极大破坏的不利态势，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方针，领导晋察冀军民度过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打破和挫败了日军的封锁、“扫荡”、“蚕食”及“治安强化运动”，并伺机恢复和扩大了根据地。1943年10月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其间，曾在重庆《群众》杂志上发表《论敌后抗战》一文，介绍敌后坚持抗战6年的经验。1945年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部署晋察冀军区部队对日军进行反攻作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晋察冀，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抽调晋察冀所属部队和地方干部1万余人开赴东北。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指挥所部实施大同集宁战役和张家口保卫战。1947年4月发起正太战役，集中优势兵力击敌薄弱环节，歼国民党军3.5万余人，攻克正太路沿线7座城市和井阱等重要矿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10～11月接连取得清风店、石家庄战役的重大胜利，彻底扭转了华北战局，并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1948年5月，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出任司令员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为配合东北战场的决战，命华北军区所属主力兵团及地方部队出击归绥（今呼和浩特）、宣化、张家口等地，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牢牢拖住，使其无法抽兵救援东北。10月同政治委员薄一波经过缜密部署，粉碎了傅作义部对石家庄的偷袭行动，保障了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的安全。同年底指挥所部与东北野战军联合发起平津战役，并于1949年1月与林彪、罗荣桓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参与领导了同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对北平（今北京）的和平解放作出重要贡献。2月兼任平津卫戍司令员，领导整顿平津地区的社会秩序、华北地区的剿匪作战和国民党军起义部队的改编等工作。6月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主持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后任北平市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并担任开国大典的阅兵总指挥。
1950年初任代理总参谋长，主持总参谋部工作，参与组织实施了建国初期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军队精简整编及各项军政建设、志愿军入朝参战等重要工作。1951年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1954年6月被增补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武器装备工作。1955年9月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年与陈云、薄一波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领导原子能事业的三人小组成员。1956年4月任国务院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主管科学技术工作。1958年兼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并被中央军委指定为导弹、核试验靶场建设的总负责人。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曾参与领导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并组织拟定《对12年科学规划中国防研究项目的意见》。在领导国防科技项目研究工作中，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调整科研领导机制，加速培养科技力量，相继组建起导弹、原子弹、飞机、舰船、军用电子设备等研究院，并相应建成各种尖端和常规武器实验基地。60年代初，在国内遇到严重困难，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两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打报告，力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持科研攻关，继续研制导弹和原子弹。他以两弹攻关为重点进行任务排队，进一步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组织全国大协作，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攻克新型材料、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精密机械、大型设备等技术难关。在他亲自主持下，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和1967年，又先后试验成功核导弹、中程地地导弹和氢弹。并为远程火箭、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2月，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后被江青等诬陷为“二月逆流”成员，遭到迫害和打击。1969年2月到北京市第三化工厂蹲点学习。期间，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与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每周举行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向中央提出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建议，对后来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产生了重要影响。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揭发了林彪历史上所犯的错误。1977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参与领导新时期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1983年6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7年11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1992年5月14日因心力衰竭病逝于北京。他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其主要著述收入《聂荣臻回忆录》，出版有《聂荣臻军事文选》。 聂荣臻，字福骈，曾用名聂云臻。1899年12月29日生于四川江津吴滩镇。聂家祖上比较富有，传至其父聂仕先时家境败落，被迫出卖田产，租种地主的土地，后又靠开一爿小染坊谋生。聂荣臻8岁私塾，14岁上小学。1917年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学习成绩优秀，尤其擅长作文。“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当地学生的爱国斗争和抵制日货运动。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积极参加留法学生爱国运动。1922年6月考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8月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春经赵世炎和刘伯坚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训练部副主任，在周恩来领导下以团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赤光》）为思想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4年10月到苏联，在莫斯科先后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任中国班中共支部书记。
1925年9月回国，被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委员会特派员，在北伐军中从事联络工作。10月攻占武昌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1927年5月任职于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干部分配工作。7月大革命失败后，被周恩来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至九江筹划南昌起义。8月1日，他成功地组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第25师两个多团起义，从马回岭开赴南昌，任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10月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后，同周恩来、叶挺等转赴香港。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在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中弹牺牲、起义军面临失败的危急关头，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使革命力量免遭更大损失。1928年1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1月调天津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5月又调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1931年1月任新组建的中央军委参谋长，同年底前往中央苏区。1932年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3月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赣东北地区发展的意见，与军团长林彪率部参加了龙岩、漳州、乐安宜黄、建黎泰等战役战斗和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督率所部严守红军纪律，并在战斗紧要关头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与林彪率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在抢渡湘江时，顽强抗击优势敌人的轮番进攻，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成功过江。1935年1月指挥红1师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在遵义会议上，他发言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拥护毛泽东的主张。5月兼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同司令员刘伯承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强渡大渡河，并协同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夺占泸定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9月与林彪等指挥红4团经过激烈战斗，攻占天险腊子口。同月，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任第1纵队政治委员。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重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和西征战役。1936年11月，同代军团长左权指挥红1军团参加山城堡战役，战役中果断决策，对统一参战部队思想、最终取得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2月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治委员，与师长林彪率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1937年9月参与指挥平型关战役，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板垣师团）第21旅1000余人，击毁和缴获大批武器、辎重和车辆，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主动出击作战的首次大捷，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同年10月奉命率115师主力一部及地方工作团党政干部3000余人留守五台山地区，开辟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在晋察冀边区一面放手发动群众，搞好根据地建设，一面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11月下旬起，指挥部队粉碎日军2万余人发动的八路围攻，尔后主动出击，对平汉、平绥、正汉铁路进行三次破袭战，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同时，派出部队逐步开辟了冀中、冀东、平西、平北等根据地，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为一个巩固的整体。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在致聂荣臻等的慰问电中，赞扬晋察冀边区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11月向中共中央提交反映晋察冀边区的斗争情况的详尽报告，后经补充修改，由毛泽东亲自作序并题写《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书名，于1939年5月在延安、重庆两地出版发行。该书总结了创建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经验，宣传了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业绩，对国内外了解中国敌后战场的情况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9年10月下旬领导晋察冀军民进行冬季反“扫荡”作战。11月先后指挥雁宿崖和黄土岭战斗，歼日军1500余人，击毙被誉为“名将之花”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旅长阿部规秀中将。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击毙日军中将级军官，令侵华日军和日本国内深为震惊，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发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哀叹。1940年8月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先后组织和指挥39个团参战，取得毙伤、俘虏日伪军1万余人的佳绩，并破坏和瘫痪了华北的主要铁路、公路及煤矿，沉重打击了日军推行的“囚笼政策”。1941年秋季反“扫荡”开始后，指挥主力部队相继转至外线作战，同时率领边区领导机关近万人，在只有一个团兵力的掩护下，巧妙跳出敌人的合围圈。1942年，根据敌强我弱、根据地遭到极大破坏的不利态势，提出“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方针，领导晋察冀军民度过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打破和挫败了日军的封锁、“扫荡”、“蚕食”及“治安强化运动”，并伺机恢复和扩大了根据地。1943年10月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其间，曾在重庆《群众》杂志上发表《论敌后抗战》一文，介绍敌后坚持抗战6年的经验。1945年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部署晋察冀军区部队对日军进行反攻作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晋察冀，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抽调晋察冀所属部队和地方干部1万余人开赴东北。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指挥所部实施大同集宁战役和张家口保卫战。1947年4月发起正太战役，集中优势兵力击敌薄弱环节，歼国民党军3.5万余人，攻克正太路沿线7座城市和井阱等重要矿区，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10～11月接连取得清风店、石家庄战役的重大胜利，彻底扭转了华北战局，并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1948年5月，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出任司令员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为配合东北战场的决战，命华北军区所属主力兵团及地方部队出击归绥（今呼和浩特）、宣化、张家口等地，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牢牢拖住，使其无法抽兵救援东北。10月同政治委员薄一波经过缜密部署，粉碎了傅作义部对石家庄的偷袭行动，保障了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的安全。同年底指挥所部与东北野战军联合发起平津战役，并于1949年1月与林彪、罗荣桓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参与领导了同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对北平（今北京）的和平解放作出重要贡献。2月兼任平津卫戍司令员，领导整顿平津地区的社会秩序、华北地区的剿匪作战和国民党军起义部队的改编等工作。6月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主持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后任北平市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并担任开国大典的阅兵总指挥。
1950年初任代理总参谋长，主持总参谋部工作，参与组织实施了建国初期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军队精简整编及各项军政建设、志愿军入朝参战等重要工作。1951年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1954年6月被增补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武器装备工作。1955年9月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年与陈云、薄一波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领导原子能事业的三人小组成员。1956年4月任国务院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主管科学技术工作。1958年兼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并被中央军委指定为导弹、核试验靶场建设的总负责人。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管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曾参与领导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并组织拟定《对12年科学规划中国防研究项目的意见》。在领导国防科技项目研究工作中，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调整科研领导机制，加速培养科技力量，相继组建起导弹、原子弹、飞机、舰船、军用电子设备等研究院，并相应建成各种尖端和常规武器实验基地。60年代初，在国内遇到严重困难，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两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打报告，力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持科研攻关，继续研制导弹和原子弹。他以两弹攻关为重点进行任务排队，进一步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组织全国大协作，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攻克新型材料、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精密机械、大型设备等技术难关。在他亲自主持下，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6年和1967年，又先后试验成功核导弹、中程地地导弹和氢弹。并为远程火箭、人造地球卫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2月，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后被江青等诬陷为“二月逆流”成员，遭到迫害和打击。1969年2月到北京市第三化工厂蹲点学习。期间，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与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每周举行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向中央提出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建议，对后来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产生了重要影响。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揭发了林彪历史上所犯的错误。1977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参与领导新时期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1983年6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87年11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1992年5月14日因心力衰竭病逝于北京。他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其主要著述收入《聂荣臻回忆录》，出版有《聂荣臻军事文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