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这一百年，中华民族从灾难深重的黑暗岁月中一步一步走出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正确处理革命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在不断艰难探索中顽强前进，有条不紊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前人从未经历过的问题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而不是靠任何其他政治力量得到解决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能够把如此众多的各族人民凝聚成万众一心的力量，朝着一个正确而坚定的方向团结奋进，而不是各行其是，更不是四分五裂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很难想象中国会在这一百年里，出现如此举世震惊的根本变化。
新的觉醒——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为了改变中华民族屈辱和奴役的悲惨命运，无数志士仁人曾经付出种种努力、作过各种选择。但无情的事实证明：只搬用一些洋枪洋炮和工业技术而不从根本上改变腐朽的旧社会制度的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期望清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的戊戌变法，虽然起到过引人注目的思想启蒙作用，但在旧势力反扑下，很快就失败了。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旧式反抗，也改变不了中国的命运。孙中山领导的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但仍未能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
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应该怎样，它的出路在哪里？这时，也正在这时，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给当时的中国先进分子一个全新的答案。本来，社会主义在当时许多人看来，还只是一种书本上的学说，十月革命却使社会主义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在中国先进分子中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给他们指出一条新出路。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北京和上海同李大钊、陈独秀等长谈并且阅读了一些中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后。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讲过：“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先驱者的思想经历是值得后人深思的。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决心不是轻易下定的，更不是一时冲动或趋时行为，而是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经过反复的比较和实践检验，最后才确定这个真正能为中国人民谋取幸福的正确途径，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新的理想和信念——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明确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的长远奋斗目标
经历了五四运动，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在时代潮流激荡下先后聚合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树立起新的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几乎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从爱国救亡的强烈要求出发，痛感现存社会的恶浊和不合理，要求从根本上改造这个社会。他们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认定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他们从事实的教训中认识到，单靠个人的力量不能实现社会的改造，必须把有着相同志向的人结合成一个有组织的有严格纪律的坚强有力的集体，齐心合力去做；否则，就只能停留在空谈上，不可能真正撼动旧社会的根基。因此，他们中许多人经历了痛苦的自我斗争后，心甘情愿地准备牺牲原被他们看作至高无上的某些个人自由，甚至在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强调要以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党的一大着重讨论的，是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大会通过的纲领，第一条写明：“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正式确定下来，反映出它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党；并且表明它和其他政党不同，是以最终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也许从今天看来，中国共产党在一大时迈出的只是漫长征途上的第一步，而且还显得相当稚嫩。但正是有了这第一步，才会有以后一步步的前进。这是决定性的一步，如一声春雷，震醒了原来冰封的大地。
新的道路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革命的胜利，单靠顽强不屈的坚强意志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道路选择。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之交，毛泽东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说明。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次飞跃。它不仅回答了时局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而且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为什么毛泽东要在这时写出这些文章？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的。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从狭小根据地里走出来，公开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全国人民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和中国未来前途的看法。中国共产党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也必须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把民众吸引到自己高举的大旗下来。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长篇演讲。这篇演讲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上发表时，把题目改定为《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讲演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才是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在认识上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飞跃。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报告声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战后中国的明确设想。
抗日战争胜利后，当蒋介石不顾全国民意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用了不到四年时间便推倒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新的社会制度诞生了——它规定了中国继续前进的方向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这个大变动的主要标志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民终于摆脱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翻身成为主人。
全世界都注视着：新中国究竟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迈开大步前进，还是会坚持不住而失败？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充满一派朝气蓬勃的气象。尽管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仍在三年内按原计划超额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把中国建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是几代中国人一百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中国人来说，最初连有些方面的常识都缺乏，但又不能等有了足够成熟的条件后再动手，这样，建设工作只能边摸索边大胆地向前闯，困难自然很多很大。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一九五三年开始。激动人心的捷报一个接一个传来，气势恢宏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在人民面前一步步展开。这在旧中国不但从来没有见过，甚至连想也没有想过，使中华民族感到难以抑制的扬眉吐气，对新中国充满自豪。多少人为它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
经过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和“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诞生了，它规定了中国继续前进的方向：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离开了这个起点，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言，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可言。
这时，又一个全新的问题放在中国人面前：怎样根据自己的实际国情来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农业大国，在既没有先例、又缺乏足够准备的条件下，在异常复杂的内外环境中，要独立探索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闯出一条新路来，实在是一件极艰难的事业。人们在事后看起来十分明白的事情，当时却未必能看得清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往往需要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甚至吃了苦头，才能逐步明白。
